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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瓷里看中国:一部地缘文化史》连载(廿二)

时间:2019-08-26

  两大世族集团结束蜜月、开始对峙博弈是早晚的事情,这是由当时的地缘形势决定的,而义兴周氏做了这个“先锋”,也有其地缘必然性。这个形势就是江南的地缘政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,改变的标志就是“三吴”的变化。

  新“三吴”加上会稽王国,起于义兴周氏的江东土族与侨郡世族的斗争,呈现出了北来者的全面胜利。当然,这只是明面上,下面依然暗流汹涌,两大政治势力的博弈终南朝之世始终未曾停歇。

  第二章 青色两晋

  第二节、东晋地缘与青瓷之变

  二、三吴之变

  其实,两大世族集团结束蜜月、开始对峙博弈是早晚的事情,这是由当时的地缘形势决定的,而义兴周氏做了这个“先锋”,也有其地缘必然性。这个形势就是江南的地缘政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,改变的标志就是“三吴”的变化。

  “三吴”概念实出于东吴晚期。《水经注·卷四十》:

  汉高帝十二年,一吴也,后分为三,世号三吴,吴兴、吴郡、会稽其一焉。

  这里的“一吴”指的就是西汉到东汉初的会稽郡,从这个“一吴”的称谓里也可以看出:郡名虽为“会稽”,但在天下人看来实为“吴”而非“越”。其实,从“一吴”到“三吴”之间还有一个长达138年的“二吴”时期,就是从东汉永建四年会稽郡分为吴、会稽两郡,到东吴宝鼎二年(267年)设立吴兴郡。《太平寰宇记·江南东道六》:

  吴分吴、丹阳二郡为吴兴郡……孙皓为乌程侯,及即位,改葬父和于此,遂立此郡。

  其后的《校勘记》里则明确记载,吴兴郡的设立“在宝鼎二年”。这个吴兴郡的主体就是现在的浙江省湖州地区,但当时它还包括阳羡和临安、余杭。自有吴兴郡,第一版的“三吴”面世。

  《通典·卷一八二·州郡十二》:

  苏州……秦置会稽郡……汉亦为会稽郡,后顺帝分置吴郡。晋宋亦为吴郡,与吴兴、丹阳为三吴。

  《瓷里看中国:一部地缘文化史》连载(廿二)

  新三吴

  这是新一版的“三吴”,与老“三吴”不同的是:丹阳郡把会稽郡挤出了三吴。我们在上一章说过,丹阳郡是建康与老“三吴”之间的缓冲带,也可以看做是建康和老“三吴”之间的安全隔离带。但在东晋以前,丹阳郡并不是现在的样子,它土地贫瘠,农业不兴、人口不盛、山越众多,因此“三吴”世族才对它毫无兴趣、不愿染指。也因此,孙权得以把他所依靠的北来军功集团封在了丹阳郡。

  东吴灭亡后,“三吴”世族利益基本未受影响,但这一大批在江南无根基的军功集团却真的跟孙氏相始终了,因此,丹阳郡的地盘也就空了出来。等到大批的北方豪门世族跟着司马氏渡江,丹阳郡空出来的地盘就迅速被他们所填补。很快,司马睿在京口(镇江)建侨。同时,丹阳郡毗邻的本是原属吴郡,后来同样因为土地贫弱而不为世族看中的一块地方,即毗陵典农校尉部(即今常州地区)。此时,东晋将其改称晋陵郡,于是丹阳、晋陵两郡成为了北来世族(史书也称“侨郡世族”)的地盘。《元和郡县图志·卷二十五》:

  新丰湖在县东北三十里,晋元帝大兴四年晋陵内使张闿所立。旧晋陵地广人稀,且少陂渠,田多恶秽。闿创湖,成灌溉之利。初以劳役免官,后追纪其功,超为大司农。

  东晋一建立,就在丹阳、晋陵之地兴修水利,发展农业,自然是为了让侨郡世族增加经济实力。此时,布满北人的晋陵郡毗邻义兴郡,宜兴实质就转变成了江东本土世族(史书也称“江东土族”)与侨郡世族对峙的前线。周氏也就自然成了这场南、北世族博弈的“领头羊”和“排头兵”。

  《瓷里看中国:一部地缘文化史》连载(廿二)

  新三吴与义兴郡

  周玘死后,从对待司马皇室的态度来说,周氏内部分成了三派:一派是赤裸裸地仇视司马睿,以周玘之子周勰为代表;一派是亦对皇室不满,但尚能隐忍,伺机而动,以周玘之弟周札为代表;一派效忠司马皇室,以周玘兄周靖之子周莚为代表。

  周勰受其父遗言,很快等来了机会。《晋书·列传第二十八》:

  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,多居显位,驾御吴人,吴人颇怨。

  晋室彻底丢掉了中原,北方世族大批南下挤压本土世族的政治空间,南、北世族矛盾开始公开化。于是:

  勰因之欲起兵,潜结吴兴郡功曹徐馥。馥家有部曲,勰使馥矫称叔父札命以合众,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,以讨王导、刁协为名。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。

  这等于是周勰挑动了吴兴、义兴、宣城三郡皆乱。这次叛乱周勰是以其叔周札为号召,无奈周札是稳健派,根本不想当这个“共主”,反而出面压制了周勰让其未敢发。结果主谋周勰未发,晋元帝也没治他的罪,周勰得以“失志归家,淫侈纵恣……终于临淮太守”。主谋脱罪,那几个胁从却统统被诛杀了。而周札由此被元帝认定为“可靠”,被安排了一个“都督石头水陆军事”的要职,让他镇守防备王敦的最紧要防线,结果元帝给自己种了祸。

  晋元帝永昌元年(322年),王敦举兵叛乱,兵至石头,周札马上开门纳降,王敦兵锋直指建康。帝党周顗、戴若思见杀;刁协死于乱军之中;刘隗过江北投石勒;元帝授王敦“丞相、江州牧,进爵武昌郡公”,自己果成一傀儡,不久驾崩。王敦立明帝,总揽大权。而周氏一族也到达了政治最高潮,其盛况见下图:

  《瓷里看中国:一部地缘文化史》连载(廿二)

  周氏可谓“满门贵盛”,《晋书·列传第二十八》称:

  札一门五侯,并居列位,吴士贵盛,莫与为比,王敦深忌之。

  义兴周氏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三吴第一豪门,但里面有一个“异数”,就是“保皇派”周莚。周莚一向以忠义闻名,是坚决拥护中央的,因此周玘交出吴兴太守一职后,朝廷让周莚接任。就是因为:当是时,此职只能由周氏一族担任,而周氏里就周莚最和朝廷一条心。《晋书·列传第二十八》:

  及王敦作难,(莚)加冠军将军、都督会稽、吴兴、义兴、晋陵、东阳军事,率水军三千人讨沈充,未发而王师败绩。筵闻札开城纳敦,愤咤慷慨形于辞色。

  王敦叛乱的先锋是吴兴沈充,而元帝依靠的则是吴兴太守周莚——他给周莚的“都督会稽、吴兴、义兴、晋陵、东阳军事”一职,实际就是授与他扬州武装力量总司令职权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点:一、东晋初期,吴兴郡是扬州之关键,也就是三吴之“阵眼”;二、周氏身牵吴兴、义兴两郡,是三吴之关键。当然,周莚的这种“忠心”已经不是他祖父周处的那种死忠,周处的下场已经教育了周氏一族。因此,当大势已定后,周莚也就“识时务为俊杰”,后来甚至出任了王敦的“咨议参军”。

  从上图我们看到,周氏除了封爵之“五侯”外,在行政职务上也尽占扬州之“命门”:除老巢义兴郡外,临淮太守、晋陵太守、吴兴太守、会稽内史(内史职权与太守同)皆为周氏。从现在的淮安、宿迁一路而南到常州、湖州最后到绍兴,全是周氏的势力范围。

  《瓷里看中国:一部地缘文化史》连载(廿二)

  义兴周氏势力示意图

  可以说周氏此时代表着“南士”之势大张,自然备受北来世族之忌。而周氏在当时冠绝三吴,却没有很好地团结三吴世族,很有“小贫乍富”之感,甚至子弟跋扈到欺凌会稽四大姓。《晋书·列传第二十八》:

  筵弟缙,少无行检,尝在建康,乌衣道中逢孔氏婢,时与同僚二人共载,便令左右捉婢上车,其强暴若此。

  这位周缙,是周氏五侯里最没实权的,不过在首都混一个“太子文学”的闲差,就敢公然欺侮会稽孔氏。由此可见,周氏祸不远矣。很快,王敦就默许沈充攻杀周氏,自周札、周莚以下尽为所诛。王敦死后,朝廷虽然复了周氏官职,但义兴周氏已经元气大伤,实力不在,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。

  周氏退场相对应的地缘政治版图变化,首先就是“三吴”的改变。新一版的三吴,明显指代的就是东晋朝廷或者说是北来世族的势力范围了:丹阳郡本来就是北来世族的地盘;吴郡从司马睿出镇建邺,顾荣“应命而至”起就已经臣服朝廷了;最爱惹事也最有军事实力的吴兴郡,它的两大“发动机”周氏、沈氏都“歇火”了(沈充随王敦之死而灭),也就彻底归顺了朝廷。

  至于老三吴里的会稽郡,从一开始似乎就不大与朝廷合作,所以先是被周氏入主,等到北来世族们控制了吴郡、吴兴郡,就开始着手掌控会稽郡:王敦死于324年,司马氏恢复了政治秩序。327年,司马睿少子琅琊王司马昱(后来的东晋简文帝)被徙封为会稽王,会稽郡成了司马氏直管的“会稽王国”。从此,会稽的治权就在“会稽内史”之手,而在史籍可见的东晋33位会稽内史中,出身会稽著姓的不到10人,余者多为侨郡世族,其中最为后人知晓的就是出身琅琊王氏的王羲之。至此,新“三吴”加上会稽王国,起于义兴周氏的江东土族与侨郡世族的斗争,呈现出了北来者的全面胜利。当然,这只是明面上,下面依然暗流汹涌,两大政治势力的博弈终南朝之世始终未曾停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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